【讀者投稿】本文在首部分指出，體育精英化與體育普及化有密切的關係。這個命題背後的邏輯是：越多人參與體育運動，選出好苗子的機會就會相應提高。但必須承認的是，香港並非每一個市民都有志向和潛力做專業的運動員。然而，即使｢推廣運動以挑選更多好苗子｣的成效沒有想像中之大，這並不等如要一刀切地抹殺體育普及化的重要性。在科技倡明、資訊發達的廿一世紀，做運動可以強身健體，幫助市民得到均衡的生活，長遠可減輕公共醫療系統負擔等等的優點已廣為人知。不過，文化因素對體育普及化的具體細節如何落實仍然十分關鍵。例如，如果一個地方有相當部分的人做運動只為消遣娛樂，或視之為與他人聯誼的用途，並沒有強烈仿傚或晉身為明星運動員的意圖，那以宣傳運動巨星的事蹟來誘使普羅大眾積極做運動的成效便打了折扣。又譬如，如果一個地方的人做運動並非主要出於經濟考慮，硬推以經濟誘因(如獎勵計劃，罰款等)推廣體育普及化的政策只會事倍功半。
所以，如要成功地透過向市民推廣做運動，提高香港人的生活素質，制訂體育政策者在某程度上有必要找到體育與中華文化的契合點，與其相輔相成。中華文化對體育的理解並不在於奧林匹克的名言：｢更快、更高、更強｣；它強調任何活動都要符合｢順應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2008年香港電台節目《體育的風采-體薈中華》首集中，北京體育大學熊曉正教授分析說：「我們傳統的這種從娛樂性的體育、休閒性的體育，更多是帶有季節性和民族性，而不是像古希臘獨立成為一個專門的思想。」
中國古人會因應不同的季節氣候進行不同種類的體育活動，而這些活動以｢休閒性｣為主，這便體現出｢順應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植根在中華文化裡；另外，古人沒有把體育專門化，就是｢君子不器｣的具體實踐。嚴格來說，中國傳統文化並非沒有競技活動，而是沒有完整的｢體育｣概念。又或者說，中國古代舉行競技活動的主要目的在於養生，而非與別人爭朝夕之長短的手段。 劉秉果(2011，頁7)在《中國古代體育簡史》表明：「體育一詞是外來語，是19世紀80年代主張改革維新的有識之士從外語翻譯而來。最初譯為體操，意思是指身體操練。到了20世紀初便改為體育，意思是身體鍛煉和品德培育。」這些根深蒂固的中華體育文化難以作出全盤的改變或否定。無可否認，這些傳統觀念是否完全適用於今日香港是值得深思的問題。但時至今日，幾乎沒有一個理性的國家或地區把體育政策局限於運動員爭奪獎牌的層面(北韓或是例外)。即使新加坡這個盛行精英主義的地方，亦對運動普及化有非常透徹的了解。根據中國網(2006)《新加坡體育理事會》一文，引述李光耀的説法：｢我們不要浪費時間去製造金牌選手……我們的目標是公眾的健康，讓所有的公民擁有鍛鍊身體的機會。｣
然而，在香港，特區政府的體育政策傾向支持精英運動員的培訓，供市民使用的體育設施不足，更沒有著眼於建立運動能夠預防疾病或使全民更健康的概念。有人或認為，即使政府推廣運動的正確觀念和重要性不力，民間亦會自發了解和參與各項有益身心的運動。現實的情況卻是南轅北轍。部分女士誤解跑步會令腿部變粗，或令胸部脂肪減少，影響美態而不做運動。又例如，教會的體育事工理論上不應以比賽成績的優勝劣敗作為首要的衡量指標，不過這又牽涉到部分教會掌權者思維落伍的複雜問題。香港以躋身世界城市之列為傲，但這個｢世界城市｣竟然有人對體育運動有如此低落的認知水平，實在是貽笑大方。筆者並不是反對培養精英運動員，因為這有利本地體壇的復甦。惟政府須制訂精英走向普及的過渡方案，勿以滿足在國際性大賽爭取佳績的欲望而凌駕於體育普及化的重要性，也更不要錯失幫助市民建立均衡生活的大好機會。
作者簡介：楊庭輝，新力量網絡成員、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研究生。研究興趣包括政治哲學、政治理論和國際關係(尤戰爭與和平)。另熱愛運動，自小開始關注體育青訓，夢想有朝一日香港的青訓系統能與世界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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